从体系化的视角来看，我国的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工作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六）健全普法责任制。

研究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加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支持社会组织建立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引导社会资源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倾斜。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全面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社会主体要履行法定义务和承担社会责任。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Vgl. Konrad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 Aufl.,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1995, S.139. [85] Georg Hermes, Grundrechtsbeschränkungen auf Grund von Gesetzesvorbehalten,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2009, S.343. [86] 这一表述更常被用来指称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是外在限制，故本文不采（参见王锴：《论法律保留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关系——以〈刑法〉第54条的剥夺政治权利为例》，载张志铭主编：《师大法学》2017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93页）。

虽然解释一般也由国家机关进行，但解释只是发现已有的事物而非创造原本没有的事物，这构成了解释与立法形成之间的根本区别。[28]可见，对于界定思路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尺度。其一，宽泛界定认为保护范围只有经权衡后才能确定，但权衡后的保护范围还是宽泛的吗？支持宽泛界定的学者虽然用原初权利和确定权利的区分来为自己辩护，但哪个才是权利真正的保护范围？其二，宽泛界定主张自由最大化，但又不得不支持宽泛的干预概念。它完全可能受其他基本权利的保护乃至受到未被列举的基本权利的保护。

[40]与宽泛界定思路不同，狭窄界定思路主张在合宪性审查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方法，即在保护范围的界定上采用解释方法，在审查干预行为的正当性时采用权衡方法。[49]例如，婚姻自由的核心如果是保护社会更新的潜在能力，[50]立法者就无法将同性伴侣的结合纳入婚姻自由的保护范围。

基本权利竞合是指基本权利主体对于同一个现实行为可以主张多个基本权利规范依据，它以基本权利构成要件的交叉为前提，从而引发了保护的叠加现象。[76]限制权利通常是因为该权利与第三方权利存在冲突，为解决权利冲突，权利双方必须相互退让，于是需要对权利加以限制。这也表明，明确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对于合宪性审查的开展尤为关键。外部理论虽然承认外在限制的可能性，同时又否认了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从而将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完全托付给外在限制。

若是具有破坏性伪宗教等表述，则可能构成对宗教自由的侵害。学者对于内在限制的疑虑在于，其有可能导致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缩减。随着合宪性审查实践的不断增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精进，我国宪法上各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也将逐步得到廓清。内涵和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

当然，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境复杂多样，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理论的形成，需要经受大量法治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理论的成熟，也离不开宪法教义学的积累。在本条规定中，恶意禁止构成对公民申诉、控告、检举权的内在限制。

[16]对比民法上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发现，国家对公民的公法侵权责任要想成立，首先必须判断国家的干预行为对公民造成的不利影响究竟源于对哪种义务的违反。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干预本身也存在正当与否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干预行为都是合宪的。

国家致力于与社会利益相符的干预活动并不侵犯基本权利。前者主要由立法界定，后者主要通过解释确定。此种构成要件与民法中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明显区别。但是，立法既可以形成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也可以限制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此外，一些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或者依靠国家给付才能实现的基本权利，如参政权、社会权、程序权等，均属于法律上形成的基本权利。[94]因此，学术研究必须与法律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有效且合理的法教义。

[34] 宽泛界定与狭窄界定的分歧反映了两种哲学思想的对立。[23] 前引[14]，Manssen书，第46页。

[62]然而，今天人们的通信手段已经实现了电子化、网络化，若通信的保护范围仍然局限在已经较少被使用的信件，显然是不恰当的。[70] 例如，敞篷汽车或者沙滩椅不在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保护范围中，房车和帐篷则要受到该项权利的保护。

联邦宪法法院审理后认为，宗教自由并不保护宗教团体免受国家及其机关区分了目标与行动并且不带有侮辱、歧视或者错误的公开表达（包括批评）。（一）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 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通过立法界定，相关过程通常也被称为基本权利的形成。

因此，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往往是消极的，并且针对所有的基本权利适用。[82] （二）基本权利内在限制与外在限制的关系 内在限制不是公权力作用的结果，它要么直接来自于宪法，[83]要么是不成文的，比如禁止权利滥用。关键词:  合宪性审查 基本权利保护范围 基本权利干预 基本权利教义学 引言 正如德国学者默滕所说，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确定之时，就是要求国家正当化其行为之时。[89]法院虽然没有否认涂鸦的艺术性，却以破坏他人财产为由拒绝了涂鸦行为受艺术自由保护的主张。

[45] 宽泛界定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逻辑内部有两处自相矛盾。其二，在形成基本权利时，立法机关是从基本权利的核心出发来框定基本权利的外延，只要不突破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即可。

Vgl. Detlef Merten, Immanente Grenzen und verfassungsunmittelbare Schranken,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2009, S.244. [87] 参见上引Merten文，第216页以下。对于出版自由保护范围的探讨，参见陈征：《论宪法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当代法学》2014年第4期。

[60]再如，我国宪法第41条在申诉、控告、检举权的保护范围中只排除了诬告陷害，而没有排除诽谤。其中便包含了对国家财政能力的考虑。

若受教育权只是为了保障公民不受干扰地接受教育，那么任何同受教育有关的行为都会落入受教育权的保护范围。田伟：《德国宪法上宗教自由保护范围的扩张与反思》，《法学评论》2019年第5期。在支持狭窄界定思路的学者看来，宽泛界定必然导致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在基本权利干预的合宪性审查中成为摆设，保护范围的宽泛也会导致干预概念的宽泛。狭窄界定的核心思想在于，并非与基本权利相关的一切行为都值得保护。

法教义学的研究工作并不仅仅是对判例加以整理，成熟的法教义不能单靠学者一己之力建构完成。如果所有有计划、认真探求真理的活动均为学术，那么办案的警察岂不也是在做学术？故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文义解释：认真是指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并且不断精进，有计划是指措施建立在一个可被理解的、符合规律的方法的基础上，探求真理是指与主题之间保持批判性距离，也就是愿意批判已经取得的成果并进行更新。

[86]外在限制都需要经过正当化证明，不仅要具备外在限制的理由，如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基本权利，也要符合外在限制的正当性条件。法律作此规定的原因在于，集会自由所保护的不仅仅是多数人的聚集，更是多数人通过聚集所实现的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目的，即参与公共意见的形成。

[70] 四、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反向排除 基本权利的限制包括外在限制和内在限制两方面。[94] Oliver Lepsius, Kritik der Dogmatik, in: Gregor Krichhof/Stefan Magen/Karsten Schneier (Hrsg.), Was wei? Dogmatik?-Was leistet und wie steuert die Dogmatik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Mohr Siebeck, Tübingen,2012, S.43-44. 作者简介：王锴，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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